- 文／陳文珊
基督教會一直以來慣常採取生物醫學的觀點來理解殘障，視之為一種個人身心狀態的嚴重失能，而未能正視殘障社群的社會文化成因。無論是舊約或新約，殘障作為一種神學的建構或再現，非但無能回應現今殘障研究所揭示的社會不公義壓迫的重要面向，反倒變相強化社會對身心障礙人士的歧視。這無寧是神學的殘障！
出於批判教會殘障思維及其處遇的現況，殘障解放神學受到解放神學與婦女神學的影響，而開始勇於依據自身的身心障礙經驗，來提出處境化的神學。是以，如何從神學的殘障，走向殘障的解放神學，是認同受苦者的基督教會所不能輕忽的。
台灣女聲神學工作室，遂於2008年六月二日，假台北東門教會舉辦「殘障的神學與神學的殘障」研討會。會中除邀請有實務經驗的社會運動者及關心殘障議題的學者進行座談外，更從口述歷史、人類學、普世運動，和基督教婦女神學，乃至於宗教對談等多重關懷視野，來探討殘障作為一種個人經驗，乃至於社會文化的再現，以及在不同宗教傳統裡遭邊緣化、污名化的處境，進而尋求建構具解放性的殘障神學的可能。
女聲神學工作室，是我在剛逾不惑之年新成立的一個以跨學科跨宗教的對談，來探究建構本土婦女神學之可能的交流平台。她的初試啼聲，談的是殘障神學，背後有我個人的因素。
我的母親就是一位身心障礙者，她只有一隻手。從小跟著她的背影忙進忙出，我親眼見她如何用單手切出比我還切得細的豆干絲，毫不費力地劃火柴，提鍋炒菜煮食，在寒風裡穿著她親手織的毛衣長衫，暖和地參加學校朝會升旗，我很少覺得她有什麼比別的母親不如的地方。
直到我成年，自己也做了母親，走過情感的波折與人世的風霜，才發覺她外表勇敢克服生命的挫折與傷痛的光鮮形象，私下是怎樣用了比別人加倍的努力才能夠像別人一樣「正常」。「正常」，既是她的驕傲，也是她的傷痛。在我的母親拼命努力做到「正常」的同時，她總是不斷意識到自己不是那麼「正常」。不容許自己做不到，跟在別人的眼中沒什麼不同，是二回事，這於是成為她莫大的心理壓力。她做得比同學的媽媽還棒，但我的母親從來不出席我的家長會，生怕我被別的孩子取
笑。
我的母親可以藉著許多殘障研究所謂的「私下努力」(hidden
labour)來「正常化」自己，但對許多身心障礙者來說，「正常」卻永遠是不可企及的。
但到底是誰為「正常」下定義？社會文化又是怎樣以自認為的「正常」當作規範，有意無意地來排斥那些「變異」？
眼見我母親為了「正常」付出的巨大代價，看到周遭其他身心障礙人士因為不那麼「正常」而遭到排擠和邊緣化，讓我在心裡對自己也有可能有一天因為意外生病而突然不「正常」，感到莫名的恐懼與驚駭。這份恐懼與驚駭，內中隱藏著的是對殘障的不接納，是堅持我跟他們不一樣的虛假安全感，而這進一步引發我對某些歧視殘障的基督信仰教導的質疑。而質疑，不單是因為我，更是為了其他因著這些和那些因素成為身心障礙者的人。身心障礙神學系列研討會，是對這種質疑的初步回應。
